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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湛江二中

发布时间:2008年05月20日    作者: 来源:    阅读:     

谭    笑

听说湛江二中已另建新校,我特地去看了,不胜今昔之慨。一股强烈的怀旧之情促使我拿起笔来,记录下半个世纪之前的老二中。

 

初期的湛江教育

    我是1952年9月22日到达湛江的,学校因为缺教师,尚未开学。学生们天天到海边等老师。因为建国初期师资队伍青黄不接,中学特缺。我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有这么几句话:“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不但文科、理科的要当教师,工科农科的也要当教师”。我毕业前正在清远搞土改,很想深入生活,获取创作素材,且不甘心终生困守校园,多次打报告要留在农村当区乡干部,以逃避当教师的命运。但中大党委的答复是:今年的毕业生是由周总理亲自分配的,全要参加统一分配,一个也不能少。广州各大学应届毕业生除了分赴全国各地的,很多人先到省教育厅报到。我们20多人被分配到粤西地区,大部分再分到下属各县,指定8人到几乎真空的海康雷州师范,只有我和岭南大学毕业的陈守端被指定在湛江市。

    我们是乘坐长江轮到达霞山(当时叫西营)旧码头的,同船的二中程绍弈校长,即让学生把我2人接到二中去了。第二天,他让我们把介绍信交给他,代我们去市教育局报到。回来告说,我原则上要教高中,2人同在一校,即一中、二中由我们挑。据初步了解,当时湛江只有4间公立中学,三中在东海岛,(东海一度改为雷东县,即成雷东一中,归并湛江后,称湛江六中,即现今的觉民中学)。四中在湖光,(一度改为三中,即现今的湖光中学)都只有初中。我们表示,看看再说,次日去赤坎,觉得鸡岭的路很难走,还没有看到一中校门,便放弃了。从此留在二中,陈守端是教育系的,只教了一年初三语文,便改教数学,在二中干到退休。我头一年教3个班语文,即高二、初三和小学师训班。在师训班,我只教文选和写作知识,另由杨鸿志教语法。

    当时二中的领导班子很精简,只有校长程绍弈(后任市教委副主任)、教导主任丘华声(越南归侨,后调广州培英中学)、总务主任高鹏(也是归侨,兼教地理,后移民出国)。没有党员,只有5个团员,即教工中的程绍弈和梁锡焘(时任少先队辅导员),学生中的黄以清(学生会主席)、陈若琨(后离休)和符积梣。

    学生不多,能读上高中的更少;1952年和1953年,全市只有一个高中毕业班,二中52届学生毕业后,就没有高三班了,高二也只有20多人。据说,二中是1950年创办的,她的前身是正义中学。因为出现过一个“邓禹事件”,几乎全体教师都先后被学生批斗过。丘主任让我当高二的班主任,说我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被学生批斗过。因为学生的主要干部在高二班。高一则有两个班,也不到100人。去年我参加了他们毕业50周年的聚会,全是70岁左右的老人了,回到母校,已找到一点旧时的痕迹,深感遗憾。

    湛江的小学教育,我不大了解,但肯定是不多的,师资队伍同样青黄不接。分配来的中师毕业生很少,所以要自力更生,在二中办了一期小学师训班,学制一年。有两个学生还要提前毕业,以应急需。一个是陈石精,后来是八小副校长、市人大常委。一个是陈宝雄(原名保红),后来是郊区教育局局长。好几个学生是干部家属,年龄比我大,现已年过80了。  1953年春,私立益智中学并入二中,只有初中几个班,校长王广慈即接替调走的丘华声,任二中教导主任。

    1954年,广东雷州师范从海康迁到湛江。校址在燕留岭,原是一中的初中部。

    1955年,湛江专区办起小学行政训练班,由许克任班主任,兼雷师校长,陈允偕任副主任。1956年办的初中师训(大专)班也由许克兼班主任。

    1956年,在霞山办了市四中,由二中拨去几个初二班,自招初一,教学骨干多是从二中调去的,由余光任校长。

    1957年,在赤坎办了市五中,校址在现在的赤坎工人文化宫,王寅任校长。

    市一中的校长,先后有吴朝阳(兼)、王植生(女),1957年秋以后,才由许克接任。

    市教育局副局长林莎于1955年到二中兼任过很短时期的校长,我才知程绍弈原是副校长,他到1957年4月才被任命为校长。建立党支部时,刘傅科任书记。程绍弈却是在二中时间最长、建树最多、威信最高的领导者。

    此外,还有职工业余学校,解放军第41速成中学。至于中专和民办学校,规模都很小。全霞山区的教师集中活动,一个礼堂就容纳得下。可以说,建国初期的湛江教育,正处于起步的状态。

简陋的校舍设备

    二中的校园呈四方形,像个传统的四合院。原来的校门与现在的校门朝向相反,即在民有路。只有3幢二层的楼房。入门数十步正中一幢,面积可作3间课室,二楼作会议厅和图书馆,从室外两侧斜梯上去。一楼作课堂,但只有左右两间,中间是通道。两侧伸出的平房也作课室或教工宿舍。原校门的左边尽头是长长的一条楼房,二楼全是课堂,一楼有课室和仪器室。是法国遗留下的建筑,大块的瓦片是用铁丝绑上去的。长条的末端,有平房作校医室。原大门的右边有一法式的小洋楼,据说在法租界时期这里是法华小学,法国人校长就独住这小洋楼。它四围都是走廊,铺上花砖,中间的卧室或客厅则铺上木板,设有壁炉。门窗兼有玻璃门、百页门。木料极硬,很难打钉。我们可住上8位教师,全住在走廊上,用木板和“竹挞”(竹片编成的)间开。校长、主任与一个教师在二楼,我们5个教师住在一楼。我用两张长凳一副床板搭起了床,床的后面即为板壁,床前只有一桌一椅,前面即用竹挞,门也是竹挞;一个窗特大,没有栅栏,可从窗口随意进出。后来自已捡些板钉了个小书架,便是全部家当了。门是不用锁的,锁了也没用,好在没什么好被偷的。其他教师跟我也差不多。1954年那场特大台风,把我的窗门吹跑了,蚊帐和书刊都被吹去,就像是被一只大手拿起,打着滚儿从窗口飞去的。茅棚坍塌,房屋损坏自不必说。

    小洋楼的旁边是一个大茅棚,兼作礼堂和饭堂,地是红砖铺的。小洋楼的左前方有一口水井,用辘轳打水,那时还没有自来水,水井的旁边是厨房和浴室。

    茅棚的前面有一列旧平房,多用作教研室,即每个学科教研组占一间。后来它的背后又建了一曲尺形的简易平房作教工宿舍。茅棚与教研室之间有一侧门,可通市体育场。早操和体育课就全靠它,因为校园内实在容不下。

    原校门的左侧空地辟作生物园,园前搭了个简陋的教工饭堂。靠近长条课室楼那边也有一个小茅棚,用作学生宿舍。益智中学合并后,部分学生、教工的宿舍就搬到益智(即现在的市一小)那边去。

    原校门的最前面,是民治路,即现在校门内的两侧,也有一列平房,用作教务处、总务处和课室。当时的领导是没有专用的办公室的。

    随后,在市体育场的背后,即现在的教师进修学校址,建了两排平房,用作初中部课室。

    时移物转,建国初期的旧建筑已全部先后拆除。为了提高土地使用率,改善教学生活条件,矗立起一幢幢多层的高大楼房,再也找不到一点旧时的痕迹了。然而她却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说过来如数家珍。

说起图书仪器设备,更是少得可怜。大概一个学科的教学仪器,一间小房子也装得下。但就是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当年的师生奋发有为,还是创下了不少的业绩。

 

艰苦的生活条件

    在建国初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较低的,学校也不例外。我初到二中时,教工伙食每月8元(当时叫8万元),6人一桌,算是很不错了。学生每月4元,质量可想而知,不过粮食还未限量,尚能管饱。师生们穿着都很朴素,教师多是灰色或蓝色的干部服,或是白色的衬衣,看不到有鲜亮的色彩。学生没有校服,衣服跟农村孩子没有多大差别,上面多有补丁。夏天光脚板,晚上沐浴后则穿木屐。冬天穿布鞋,基本上没皮鞋,很少穿袜子。教师买了新袜子,也先用厚厚的白扣布缝上袜底,以求耐穿,但穿上很不舒适。裤也常要车补。全校只有一辆旧自行车,是公家的,一位政治教师骑得较多,就被学生在黑板上画他骑车的漫画。全校只有我拥有一个照相机,用120胶卷的,有时在海滨拍摄,曾被市某领导在干部大会上不点名批判,算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居住条件上面已经说过,家用电器呢,除了电灯什么也没有。有一段时间电力紧张,还

有限制,教师只能用15瓦的灯泡,我们就在微弱的灯光下工作。大热的天,摇着大葵扇,我还说它很好,可一物三用,即可煽风取凉,又可遮烈日,还可以垫地坐。

    校里的教师多是单身,房里没有炊具,都在饭堂用膳。晚饭后就一起上街散步,途经书店看看书,再到海边吹吹风,随时商量些工作问题,晚自修时就回到学校,先到课室转一转,再回到房间去备课或批改作业。成了家的教工多在校外租房子住,妻子没有就业,儿女多的,生活就更困苦。极少人有私房。

    我们的工资约为50-60多元,到1956年工资改革才有所提高,但也没有或极少超过100元的。并没有任何津贴或其他收入,也没有超时工资或加班工资。我常说,教学50多年还未发现有一个学生超过我初教学时的工作量。那时我教3个班不同内容的语文课,兼语文教研组长,兼高中班主任,还兼全校文娱活动委员会主任、兼中苏友协主任干事。每天工作到深夜,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除了偶尔看场电影,工作连轴转。还觉得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那时看电影倒便宜,每次只需1角钱,如果是苏联片,中苏友协的会员还享受7折优惠,我这个主任干事干的就只有这个事。

除了每周固定的政治学习时间和民主生活,学校还组织全校教师学习凯洛夫的《教育学》,教研组长们参加核心组,要先行一步。我在语文教研组又组织组员们学习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大家的学习劲头都很足。每年寒暑假,多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或政治运动。当年的教师就是这样不知疲倦地学习、生活和工作的。

 

很强的师资队伍

    我一直认为建国初期,即1958年以前,二中的师资队伍是很强的。且看下列这一批名单(大致上按到校先后或在校时间长短序列,记忆必有误差)。

    语文:李循范、杨鸿志、崔铭勋;李文佳、谭培钦(谭笑原名)、韩普、陈昭新、李德生、颜超圣、庞琦伟、郭向东、彭逸山、姜宜雄、韩天达、王丙光、杜昂夫、李乃康、李宏文、黄昏、熊道英、何子华、林教之、羊乐助、梁浩、郑树荣、邹延炳、林炳焱,伍毅等。

    数学:余光、梁锡焘、吴声钦、梁天正、江耀宇、彭传声、陈守端、余同荣、叶仁彬、林英云、吴晋铭、左应焱、莫锡水等。

    外语:黎文杰、庞华英、苏生、陈彤、吴焕章、莫友艺、谢明、许维夏、杨正纯等。

    政史:丘华声(兼)、刘芬波、陈宁、张兆鸿、程绍弈(兼)、彭北棠、黄廷中、王广慈(兼)、刘傅科、吴鸿文、黄至等。

    理化:麦立、周学灵、邓培亮、胡尧芬、林盛容、吴木梁、方克炎、李国义等。

    地理:高鹏(兼)、曾浩、李文佳(兼)、郭英才、陈葵荃等。

    生物:叶硕志、李鹤清、林俊群、邱泉福、吴文博等。

    美术:邹锦羡、胡瑞华、颜超圣(兼)等。

    音乐:叶盛、温宗骥等。

    体育:黄炳文、陈南、王业容、张锐、成万里等。

    这些教师教学都很认真,深受学生欢迎。后来不少人被调到大学任教,如生物老师李鹤清从仲恺农校调来,1952年与我同时到校,他兴建了生物园,热心传播植物知识,每当昙花开放,他就自备茶点,逐家登门请老师们赏花。1956年调去广州师专(后改广东师院)任生物科(系)主任。有更多的人到新办的中学去当校长。如数学老师余光,他素患哮喘,请假很多,但所教的学生在高考时数学成绩仍然很好,说明他的教学不需要很多时间。后来历任四中、九中(后改爱周中学)、交通部四航三公司职工子弟中学等三校校长、书记。

    在这批优秀教师的努力下,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在50年代前期,二中的高考升学率是遥遥领先的。学生知识基础扎实,大学毕业后多成为全国各个行业的佼佼者,甚至在尖端科学上取得成就。如57届毕业生何亚霖,就在航天事业上作出杰出贡献,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虽然,这些学生跟他们的老师一样全部退休了,他们都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不同的贡献。

 

最早的教研组长

    湛江是1952年秋才建立学科教研组的。当时属于粤西地区,地区包括湛江、茂名(高州)、阳江以至台山、开平等县,茂名尚未建市。只有湛江一中、二中、高州中学、高州师范等少数几间学校建组,作为试点。二中的首任教研组长是:语文谭培钦、数学余光、政史刘芬波、理化周学灵、生物李鹤清、地理曾浩、体育黄炳文等。其他学科因人数过少,暂未成组,如外语,要53年秋陈彤到校才任组长。

    我当时刚刚毕业,又不是师范出身的,不知教研组是怎么回事,该干些什么工作。只能想当然,草拟了个工作计划,没有信心,寄给我的老师王起教授求教。他可能对此也不大清楚,回信只说些勉励的话,没提出什么具体意见。

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做了如下工作:

    一、明确提出各个年级的教学目的要求,以便交接。因为当时还没有教学大纲,更没有教学参考书,不宜各自为政,以至重复或脱节。

    二、组织业务学习,包括前面提到的《教育学》、《文学原理》,还翻印了我的老师廖子东教授编赠给我的《高中语文教材教法》,送给各级备课组长参考。

    三、提倡互相听课,要填写听课表,不用上交,只供提意见时参考。每个学期安排几位教师讲公开(观摩)课,偶尔向全市公开,课后开评议会。还组织去外校听课、取经,但最远的只到遂溪一中,因缺乏经费。

    四、组织全校性的文学社,举行文学讲座,多由组长负责。

    五、各年级有两位以上教师的成立备课组,进行集体备课,填写课时计划。组长随时参加。

    六、提倡总结点滴教学经验,每学期交书面总结,由组长摘要汇总,印发全组并上报学校。学校规定,教研组长每周要听课若干节,比一般教师多。周末要审查全组教师的教案(课时计划),盖上学校发给的“**教研组”的长形印章。上课前站在课堂门口,由教导主任抽查,未经盖章的不准上课。

    这一来我可惨了。语文组约12人,除我独自教高二一个班外,每位教师都有5—6个课时计划(每课书1个教案,每节课1个计划),几十个课时计划统于星期六晚饭前交来,我要在次日晚饭前发还,以便他们在星期日晚上熟悉教材。明摆着我星期日不得休息了。光是逐字逐句看完已很费劲,别说提出改进意见了。干了一段时间,我就学精了,自己只看备课组长的教案,别的教师的,让备课组长看。反正同级的教案差不多,让备课组长汇集来盖章就行,省事多了。

    1954年春节后,全粤西中学(包括中专)教师集中在高州,学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最后也学习业务,程绍弈校长转达了组织上的决定,要我在大会上介绍组织领导教研组的经验,我问:怎样讲呢?他说,你怎样做就怎样讲吧。我就实话实说,照直讲了。二中的副组长杨鸿志也接着介绍了“怎样上好一堂课”的经验。会后反映还很强烈。从那以后,全区各中学就普遍成立了教研组。随后,我不断收到不少来信,都是寄给“湛江二中谭培钦组”的,还有好些学校来二中听课“取经”,湛江二中算是创下一个牌子了。

 

积极的教学实践

    建国前后的教师,多不是师范出身。建国前当教师的,多数是找不到理想的出路,暂且借此糊口,大学毕业的,专业也不对口。通货澎涨时入不敷出,十分窘苦。建国后生活安定,接受党的教育,逐步懂得要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道理,都想把教学工作做好。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情况下,二中全校教师都极其认真的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做到人手一册,热烈讨论并以之作为教学评议的标准。从那以后,我才懂得那么多教学原则,如直观性原则,可接受性原则之类。还知道有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

    当时还推行五个环节的教学,引进了一种课时计划表,每个课时要填写一张。分上下两栏,上栏是课时的教学目的,下栏是教学内容、方法和步骤,又分为5格,即组织教学、巩固旧课、进行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背面还有一栏,教学回忆。我每个学期都把全部计划(教案)装订起来,加上封面,留作参考。直到“文革”时才作为废纸处理掉了。

    同时还实行五级记分制,以之代替传统的百分制。有人简单地以为等于过去的优、良、中、可、差或A、B、C,甲、乙、丙之类。实际上它体现了全面地、从发展上评价学生的成绩,有利于鼓励学生的进步和创新,是可取的。而且不用烦琐地统计平均分,我也很乐意。

为了实施这些新的原则和方法,我们经常举行公开(观摩)教学,起先叫作“示范教学”,由教研组长带头。因为高中班数不多,我就在初中讲了两次,第一次讲的课文是《石秀探庄》(评剧《逼上梁山》的选场);第二次讲的是《二十世纪年代记》(苏联作品),向全市公开,市教局局长钟正书也来听课,评议了半天。副组长杨鸿志也在初二向全市公开了一课,讲的是散文诗,课题可忘记了。数学组长余光和理化组长周学灵也讲了类似的示范课。

    其余的教师则在校内公开教学,由领导和同学科的全体教师听课评议。大家都很踊跃争取讲公开课,我听人说有一位老教师对我很有意见,背后对人说:“难道我某某就不能讲公开课!”就因为我暂时未安排他讲公开课,以为我看不起他。41速中和职校的教师经常来听我的课,我就像经常在上公开课。

    随后,又推广苏联专家普希金的《红领巾》教学法。据说我国传统的教法要用3—4个课时的课文,这种新教法只用一个课时就够了。实际上是文学分析法,把课文的主要内容提炼出来,经过精心设计全部写在黑板上,整块黑板都写满了。于是大家又努力尝试,搞了不少公开课。

    后来又说这种方法是架空分析,忽视了对字、词、句等基本知识和基本训练,又强调“两基”教学。恢复了传统的讲读法,或先“扫除语言障碍”(讲解生字词),再进行文学分析。  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语文课使用两套教材,分别传授比较系统的知识。没有多久,又觉得这两套教材思想政治性不强,要重编突出政治的语文课本。无论使用什么教材教法,建国初期的二中教师,都是在努力实践的。

 

频繁的政治运动

    二中跟全国的学校一样,经常利用寒暑假搞些政治运动或政治学习。我到二中后的第一个假期,即1953年春,全市中学教师集中住在一中,进行教师思想改造。抽调外地一些教师来做思想工作,参与二中工作的是魏福均和李祖汉。这次运动虽然没有后来的那么激烈,却是教师们第一次受到政治冲击,思想斗争和互相批判还是很尖锐的。湛江是试点,在寒假搞完了。同年暑假,全粤西地区的中学铺开,教师集中在高州全面进行思改,就由湛江的教师去做思想工作。我则与二中的刘傅科、庞琦伟,一中的彭庆征、丁琨茂参与全粤西的高中招生、评卷工作,地点也在高州。

    1954年春,全粤西地区中学、中专教师再次集中到高州,学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5年举行一次保密大搜查,把我的日记和来往信件全拿去了,不知有何结果。我还参加了一次归侨、侨属小型座谈会,在会上听说,有人收到一封香港来信,街道干部即来查问,那人把信交给他看,他左看右看正看反看后说:“不是这封吧?这封有什么问题呢!”座谈会的本意是让我们多做海外亲人的思想工作。但听此一说,我倒不敢与海外联系了。哪里找出一定有问题的来信呢!

随后开展反胡风学习,因不在假期,就在本校进行。我因臀部长疮,正住院治疗,却不能缺席,只好坐在条凳上学习,不让凳压在疮上。接着是肃反运动,二中教师也有被逮捕的。黄昏考上了中大中文系,我假期去看他,一说他的名字,就把我带到党总支去。好在那总支书记是我的师弟,连说没事。我估计黄昏正在受审查,也不敢问什么事,人没见着就告退了。后来又有一次忠诚老实运动,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只让各人书面交代历史问题,倒没什么。

     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校门挂上牌子,汽车经过不得鸣喇叭。这一年高校招生很多,据说高中应届毕业生远远不够,动员年青的机关干部应考。市教局让我用60个课时给他们补习高中语文,余光也用60个课时替他们补习高中数学。那时知识分子热情很高,又进行了工资改革,普遍长了工资,工作劲头很足。《劳动报》开辟“百家争鸣”专栏,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我也发表了有关文章。二中成立了党支部。不少教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57年春,又利用寒假集中学习“八大”文件。我在民盟市委听了杨宗儒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回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传达。随后,二中召开教工座谈会,开始大鸣大放。我还参加了市委召开的文艺界座谈会,由曾源书记亲自主持。我当时蜗居学校,对市内文艺界不大了解,没有发言。后来知道,在会上发过言的全部划为“右派”,真有点后怕。

     1958年春,全专区中学教师集中在一中,进行大规模的整风、反右运动,时间长达两个月。动员以后,满眼都是大字报,起初是大鸣大放,向领导和党员提意见;后来转向反右,即互相揭发批判,大小会批斗。结果划了一大批“右派分子”,二中也有好多个。

    回到二中不久,有一晚紧急集合,宣布一个教师的罪状,当场逮捕,说是“历史反革命”。从那以后,教师们人人自危,再也不敢说真话了。民盟市委又搞了一次向党交心,自己写下的真心话,也成为后来被某些领导诬陷的罪证。胡耀邦同志在全国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上说的一段话是可以发人深省的。他说:“过去平均每3年搞一次政治运动,每一次抓百分之五(阶级敌人),只要你活到60岁,总有一天抓到你。”多可怕!

 

活跃的校园文化

    我到二中时,学生正排练庆祝国庆的节目。我还未任课,便随便观看,忍不住说了几句,竟大受欢迎。因为学校还未有音乐教师,开学以后,学生成立文娱活动委员会,只有麦立和我两位教师参加。麦立先发制人,提出让我当主任,学生们齐声附和,我推辞不了,从此便主管了全校的文娱活动。

    好在那时的学生干部很强,学生会的两位文娱部长林少梅、杨少香把一切活动都安排得很好,我只是出出主意,在晚会上主持一下,也不大费劲。学校里成立了乐队、舞蹈队、戏剧队,经常排练节目,在周末晚会上演出,大概每月一次。学生们都很穷,除了看学生专场的电影,很喜欢参加这种不用花钱的晚会。舞蹈队长李光,常带队员们去部队文工团学习新节目,刘芸青、庄婉娜、麦玉珍等同学,都是出色的独唱演员,多演唱流行的苏联歌曲,麦玉珍则向曲艺家学唱粤曲。相声、小品多由我导演。晚会节目是丰富多彩的。

    初时礼堂还未铺上红砖,晚会在露天的沙地上举行。表演节目中间穿插交谊舞,那时叫“团结舞”,相当普及,鼓声一响,大家都下场了,我原本不会,被学生硬拉下场,憋了一身汗,转了两个圈,鞋子都进沙了。后来在室内,地板也不滑,得洒上滑石粉,鞋子都弄白了。不少学生是赤脚下场的。物质条件不好,大家的精神却很欢快。喜欢跳舞的师生,还常到文化宫或一些机关举行的舞会上去跳。

    在1955年,还排演了大型话剧《西望长安》,据说是出现一个冒充志愿军战斗英雄的李万铭,行骗几个省。公安部长罗瑞卿说,可惜中国没有一个果戈里。名作家老舍写了这个剧本,可说是《钦差大臣》的中国版。市总工会为了配合肃反运动,把排演《西望长安》的政治任务交给二中。党支部非常重视,动员全校教师都参加了,不用上台的教师也参与有关工作。舞台布置是由颜超圣-手经办的。由我担任导演,并主演政治骗子栗晚成(原型即李万铭),女主角是数学教师林英云。也有个别学生陈时和参加演出。多数教师是第一次上台,哪怕是只有一句台词,也反复演习,十分认真。在校内礼堂演出后,反应十分强烈。这可是建国以来本市第一个大型话剧,后来载入广东省话剧史料。

    学校还成立了文学社,学习名家的经典作品。在反对美帝侵略黎巴嫩时,与校外文艺界合作写了不少歌曲,并汇印成册。作家周钢鸣来湛时,曾请他来校与学生座谈。

    我曾举行过多次全校性的文学讲座。—是“中国小说的源流”,二是“关于文学修养”,三是“赵树理和他的创作”,曾让出生于东北的初二学生王永孚排练《李有才板话》中的快板加以配合。由于他普通话讲得好,人又机灵,后来便成了文娱活动的骨干,考上湖南艺术学院学导演。四是“批判《红楼梦研究》”,还应邀去海军部队讲。

    二中师生的一些文艺节目经常到校外演出,参加地区的文艺汇演,也可以获奖。

    我在二中前后5年,得益不少。因为我是中国文学系毕业的,语言知识十分贫乏,到二中后才跟杨鸿志学语法,跟韩普学“汉语拼音方案”,在教学实践中学会当教师,二中可说是我的“第二母校”,有很深的情结。去年,二中55届校友毕业50周年欢聚,我献诗抒怀,现录以作结。

    建国初期聚二中,风华正茂气如虹。

    求知砺志随朝日,创业成才攀险峰。

    别去闯新长路异,归来叙旧寸心通。

    五旬得失何须问,白首相期庆大同。

(作者单位:湛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