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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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蒲包业

发布时间:2008年05月20日    作者: 来源:    阅读:     

符英豪

    十九世纪末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散发着雷州大地泥土芬香的雷州蒲织品,曾作为外贸出口商品昂首阔步地挺进香港的包装业市场,在国际商业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雷州蒲包行业盛发时期,雷州城经营蒲包的商号林立,商贾遍布各个角落,城乡还盛行演唱雷剧《蒲包记》,有专门研究蒲包的生产和销售的民间组织;在广州、香港均设立蒲包商会,香港松秀西街还有“打包工会”的工人组织。蒲包销售,是当时雷州半岛广大农民一项重要的农副业收入。“县属中人家,皆恃此供衣食,下者更一日不可无”(梁成久编《海康县续志》)。

    一、蒲草、蒲包行业的基本情况

    蒲草原产于越南、新加坡、锡兰等热带、亚热带地区,后迁种台湾。据《海康县志》 (新编)记载:雷州的蒲草引种于元顺帝时期。据笔者考证:雷州的蒲草种植和编织最晚应始于南宋末年,蒲草古称“灯心草”,五代十国时台湾高山族女子巧英嫁与张松为妻,移居福建莆田,将蒲草带入并在福建推广种植,故又名“英姑草”,南宋以后,莆田人陆续迁雷,蒲草始得引种,元未明初,大量的莆田人迁居雷州,蒲草的种植与编织逐渐盛行。
    蒲草宜于湿地种植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特别适宜于深水田和半咸田,雷州地区的主要品种有铁仔草、艾仔草、大仔草,海康以种植大仔草为主,其茎粗且长、产量高;1965 年从高要县引进的狗长草,草条细长,均匀而韧,是编织家用草席的理想用料。
    “蒲,草名,水生植物,可以织席”《辞海》,农民在自家的草田中收割或从集墟上购回蒲草,置于旷野中晒干,贮藏于干燥的房间或室内的木架上,以防霉变,影响蒲织品的色质,且耐于贮存。然后由男人,或有力气的女人利用工余时间,或早上,或晚间把晒干成把的蒲草铺放在石条板上,抡起舂草槌循环往复,用力慢慢地把草舂软,然后拢成一把把地置于家中。妇女、小孩根据需要编织成各种规格的蒲织品,70年代的夜晚,你如果在乡村度过,在一些山村,常会听到此起彼伏的有节律的舂草声。
    雷州先民以编织铺床歇息为主的草席,人们习惯称蒲草席为“床席,或睡席”,贫困人家死后无钱置棺木,还以草席裹尸埋葬,尽管用的是新编织的草席,仍以“包破席” 称之,至70年代末期,孤寡老人,无亲无故的贫困者死后仍以“包破席”埋葬。编织草袋也较多,雷州盛产稻谷,以草袋盛装,搬运、存贮,那时以自编自用,在集墟上销售不多。后来土糖业、晒盐业相继发展,包片可以盖糖、盖盐,草袋可以装运。草席、草袋、包片等蒲草制品的销售才盛行于集镇。
    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大,商品贸易迅速发展,国际间的交往频繁,对商品的包装物的需求迅速增大,当时雷州销往香港的土糖与生盐的包装多用蒲草袋,因其耐磨与价廉而备受青睐,于是对雷州的草袋及包片的需求量猛增。雷州蒲包的用途很广,货轮用作垫仓,商业用作商品包装,当时生盐和原糖的装运就非用不可。一些商人见有利可图,纷纷雇工种植和编织蒲包,大户人家也加入购买和圈占水田,广种蒲草,着力培植蒲包市场,“种草致富不知凡几,即或无田贫民,男女织席、织包,亦可糊口” (据梁成久编《海康县续志》)。
    于是专门经营蒲包的商人应运而生,中间商人从集墟上收购蒲织品,集成大宗转售给大户,大户设仓积货存放,通过船运至香港、广州、澳门等地销售,“综计全年出口,约有三千余艇”,“至民国初年,每年销向外地的蒲包达2000多万张,值银三百多万元” (《海康县续志》)。据民国19年(1930)《广东年鉴》统计,当年海康县:人口5032户, 320195人,外籍教士2人;耕地287399亩。主要年产值(银元):稻谷2百20万元,蒲草2百多万元,盐田28丘、年产30万元,花生15万元,蔗糖8万元。专营此业的商人很多,王世兰、王世良兄弟经过多年打拼,成了富有的商界巨子,被誉为“蒲包皇帝”。

    二、雷州蒲包在香港市场的营运情况

    随着从事蒲包经营的商人的增多,同业间往往出现抢购,抢售的现象,收购时各业主哄抬价格,竞争中,海康的蒲包巨商王世兰、王世良兄弟每况愈下,在香港开设的“广裕昌”蒲包行最终败下阵来,成了同业间相互倾扎的牺牲者。
    为避免两败俱伤,太平洋战争以前,香港商人成立“蒲包业同业公会”,蒲包商会有的经营肇庆蒲包,有的经营雷州蒲包。经营雷州蒲包的商会是“永昌堂蒲包商会”,而“永昌堂蒲包商会”内又有一个叫“五昌堂”的组织,“五昌堂”由五家大字号组成:他们是“永安行”,老板麦长道;“宏伟行”,老板谭心铭,经理蔡穆伯;”恒兴行”,老板麦伯源;“福兴号”,老板蔡有为;“德盛号”,老板梁松,后来由其子梁少立执撑。
    “五昌堂”实际是一个松散的联营组织,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在石糖咀金陵酒家碰头,对外研究接受洋行定单的数量、价格,对内协商分配供货数量,无论谁接到洋行的定单,都可通过联合和协商,在五家商号进行分配。麦长道等人组成“五昌堂”的目的是联合对外,防止收购时哄抬价格抢购,供货时压价抛售而造成损失。除这五家大字号外,还有原“宏伟行”的职员曹海生受“三井洋行”指使另立旗帜的“广发号”,这家字号企图瓦解“五昌堂”,各方互相刺探商业情报,谋划竞争策略。但“五昌堂”整体实力强,资金厚,后劲足,“广发号”仍不是“五昌堂”的竞争对手。

    三、解放前雷州的蒲包业

    香港的商号为控制货源,他们分别在雷州城设立专门收购蒲织品的机构,如恒兴号的 “恒栈”,宏伟号的“宏栈”,永安号的“永信”,广发号的“广栈”等,这些铺号还在海康、遂溪两县的蒲织品的主要产地沈塘、松竹、杨家、土塘、纪家、城月、太平设立收购站,各收购站把收购上来的蒲包进行初步筛选,分门类别地包装成捆,然后用驳船运到南渡河口的溪头渡集中,再装上大帆船经广州湾出口香港。
    由于蒲包的用途主要是商品包装,蒲包尺码大小同装载数量有直接关系,如用加大包缝成袋的糖包能装二百磅原糖,而七尺包缝成袋则装一百八十磅。蒲包的长度规格为三尺四寸(司码尺,下同),大小以宽度计算,加大包的宽度为二尺八寸,七尺包的宽度为二尺六寸,以下的宽度是二尺四寸,二尺二寸。从产区收购来的蒲包均按照以上尺码挑选,大小不能混杂。运到香港后还要重新加工挑选,大尺码的缝成糖包,小尺码的用作垫仓席。
    作为包装材料,蒲包当时并非独领风骚,由于受麻质等包装材料(如日本的麻袋)的冲击,同时,编织者为偷工减料,混用枯草断草,销量曾一度受到影响,经营者必须把握蒲织品的质量,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民国十四年(1925)正月十五日,雷州蒲包商人成立“雷州改良蒲包会”,订立简章四条,附则一条:“每张须三尽三头”、“不得织疏及混杂用枯断条”,地方警团给予协助,订立罚则“包客违者当众折毁,并罚银十元”,“概充会费”,并组织文人编写雷剧《蒲包记》,捐资雇请戏班演出,进行广泛宣传。(据 民国档案记载)
    由于蒲包输出数量庞大,南渡河上游受河道和水流的限制,沿南渡河运载蒲包的驳船就有近百余艘;广州湾没有码头,船只仅泊在西营(今霞山)的海面装卸,十分不方便,故当时往返海康、广州湾、香港重三、四十吨的大帆船也有四、五十艘。三十年代,南渡河沿岸人来船往,商贾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据在香港恒兴蒲包行的职员通过查对入口轮船货物仓口单,对输入香港的蒲包进行统计:1935年、1936年的统计数字均在四十万枝,每枝蒲包定装八十张,加包皮2张,即每枝82张,共计三千多万张以上,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我国沿海城市相继沦陷,从广州湾出口的物资集中香港转运,从广州湾输出香港的雷州蒲包也遂年增加,1937 年运入香港的蒲包超过五十万枝,1938年至1940年,每年输入量都在七十至八十万张,雷州蒲包数输出达到鼎盛时期。
    雷州蒲包的主要顾客是英、日的大公司,如英国的渣打,太古洋行,日本的三井、三菱、友住等株式会社,它们所购的蒲包主要用作糖包,垫盖船仓、货仓,或作为其他战争物资的包装物。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9年战争结束,作为战争的避风港,香港每年蒲包需求量仍在几千万张。

    四、解放后雷州的蒲包业发展情况

建国初期,农副产品归口供销部门管理,实行定价收购,1952年,供销社收购的农副产品42万元,主要产品有蒲织品、蕃薯干、菠萝、萝卜干等,由于公私企业同时并存,经营蒲包的私商较多,难以统计建国初期的蒲包输出,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蒲包的生产和销售大起大落,各年度的分布极不平衡。
    据1956年—1994年海康县土产类外贸出口统计资料显示:1956年,出口蒲包149.1 万张,草席6.2万张;1957年出口蒲包170.2万张,草席12.58万张;1958年受大跃进” 以粮为纲”的影响,出口量跌至低谷,当年仅出口蒲包25.5万张。经过几年的扩种改良,搬迁试验站,实行规模管理,到1964年才得以恢复,当年出口蒲包199.45万张,草席 6.2万张。1968年后急剧下降,出口最多的年份是1969年,蒲包58.16万张,草席5.97万张,其他年度各类蒲织品出口量都达不到10万张。1986年后基本停止出口,产品转入内销自用。
    经查遂溪、廉江的统计资料,遂溪供销部门收购蒲织品最多的年份是1956年,蒲包216.93万张,草席21.06万张;廉江供销部门收购蒲织品最多的年份是1970年,蒲包165.24万张,草席152.24万张。海康县的统计仅为外贸出口量,当时湛江地区的制糖业、晒盐业已俱规模,生产队存粮,运粮还需要大量的蒲织品,海康县仍是蒲织品的生产大户。
    尽管政府在不同时期着力扶持和发展蒲织业,随着各种包装材料的综合应用,雷州的蒲包向外输出量仍未达到战前水平。
    沈塘镇是雷州蒲织品的主要集散地,该镇深水田、半咸田多,湿地广,蒲草的种植和编织历史悠久,沈塘墟始建于顺治十二年,民国初年,沈塘蒲织业已俱规模,当年广西、海南、广州、香港、澳门的商人长驻沈塘墟,收购和贩运蒲织品。解放后,人民政府重视发展该镇的蒲织业,1952年,拨款21万元给予扶持;1964年蒲草试验站从海康县农科所搬入持侣塘,引进良种,集中研究和管理,提高单产;80年代拨款建设蒲织品贸易专业市场。据统计:1979年上市蒲草席200多万张,其他蒲包50多万张。直到1985 年前后,该墟的蒲包销售量仍保持在270多万张。

70年代,国家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农村的商品相当匮乏,我们山村作为副业收入的蒲织品可谓贫脊的商品经济土壤中的奇葩,广大农民除了从事生产队集体劳动取得收入外,常常利用工余时间编织蒲包,取得收入来补贴生活。那时,蒲草由生产队统一种植,收割后分给社员,广大农民趁出工间隙——早上、中午或晚上编织,参加编织不仅仅是家庭妇女,还有男人、老人,我们小孩在放学后也加入编织行列。
    他们编织有草席、草袋、包片等,积集到一定的数量,逢墟日妇女则挑到墟面上卖给蒲包站,卖得的钱可购生活用品,或扯几尺花布给自己打扮,或给小孩买学习用具。另外还编织草帽、背袋、背框,自用或拿到市面上销售,那时,我们的山村走亲戚常用蒲草编织的背框盛货物。
    70年中后期,随着审美观念的转变,人们用染料给蒲草着色;或红、或蓝、或绿,用色草编各种花纹,各种规格的草席、背框,价格好、销路旺。新婚之家,及爱美的人家,喜欢购这些花席用。手巧的妇女不仅可以在蒲织品上编花纹,也编简单的字,如几个“品” 字排在一起,美观鲜艳,有的还可以编打上时代烙印的字:如“工业学大庆”,“农上学大寨”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兴耐用的塑料包装逐步取代粗糙易损的蒲织品,清爽美观耐磨的竹制席已进入雷州的千家万户,市场上销售的蒲织品已逐年减少,目前海康县仅有沈塘,或雷城某个角落零星地经营着蒲草产品,销售的多为学生用席,偶尔还有几位培育树苗、果苗的老板需要小袋而光顾。雷州的蒲织业大踏步地进军国际市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也许在不远的时间里,蒲草仅仅作为湿地生物群落的保护神而屹立于雷州半岛广袤的原野。

        参考资料:
        ①《海康县志》(清)
        ②《海康县续志》(梁成久编
)
        ②《广东年鉴》(1930年
)
        ④民国档案——雷州市档案局的民国档案《蒲包记》等资料

        ⑤《海康县志》(新编)
        ⑧《遂溪县志》

        ⑦《廉江县志》
        (作者单位:雷州市白沙镇人民政府)